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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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教师到燕京大学老师
1930年，三十五岁的钱穆站在了燕京大学的讲坛上。从中学未毕业执教于乡村小学，到跻身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钱穆用自己生命中的一个十八年，漂亮地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的三级跳。
没有读大学曾经是年轻时的钱穆心中最大的遗憾。在小学教书时钱穆一度想报考北京大学，他获知夏曾佑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北大的读本，便先买来一睹为快，钱穆后来所写的《先秦诸子系年》就深受此书启发。后来，凭借《先秦诸子系年》一书，钱穆进入学术名家的行列。
名满天下的顾颉刚看完此书的草稿后，直接对钱穆说：“你应该去教大学。”受顾颉刚推荐，钱穆进入燕大执教，而后历转北大、西南联大等名校。没有当成北大学生的钱穆，最终却当上了北大的老师。
当年的大学生素质出众，视野宽广，任何一个想糊弄学生的“南郭先生”都不可能在大学站住脚。以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身份，刚执教北大时都差点站不住脚，钱穆连中学都没有读完，又是何德何能，能够让众人心服口服?
答案是钱穆拥有极其渊博的学识，并掌握精彩的课堂授课艺术。
钱穆的学识用学富五车已经不足以形容了。仅在北平任教的几年时间，他就购书五万余册，为此节衣缩食，把除生活费外的所有收入都投入购买书籍当中。他曾自嘲，一旦失业了开个书店就可以维持自己的生计。
如此算来，钱穆的一生购书破万卷不是问题，读书破万卷更不是问题。钱穆读了《曾文正公家训》后受曾国藩影响，要求自己读书时要从头到尾通读全书，不抽读，不翻阅，重要之处还要加以笔录。以如此虔诚的心态，相信他买的每一本书都不会成为摆设。
在走向大学讲台前的十八年自学生涯中，钱穆自承“未尝敢一日废学”。他学习曾国藩的修身精神，每天早上起床就给自己定下目标，雷打不动。在三兼小学，他夜间读《昭明文选》，极倦始入睡，夏夜为防蚊虫叮咬，把双脚纳入瓮中坚持夜读。
钱穆认为治学要先“通”后“专”，他对中国传统学问的经史子集无不涉猎，最终达到触类旁通，融而为一。钱穆自学虽然要比别人多走弯路，但是一路自己摸爬滚打过来，使他的学问具备了独立性强、创造力强、生命力持久的特点。
钱穆的自学能力毋庸置疑，他曾想起梁启超说自己自修日文两个月就能读日本书，便效仿梁氏自修日文，结果一个月后就能看懂日文书了。
但要应付那个年代的学生，光有学识是不够的，还得课讲得精彩。那个时代的老师不好当，一不小心就要被学生轰出去。钱穆在中小学当了十八年的国文教师，其中多次力挽狂澜，接手别人敬而远之的问题班，有的班学生已经罢掉了多任国文教师，但是钱穆去上课后马上转危为安。
后来在北大时，他受邀去师大历史系兼课。之前两位老师都因为在课堂上对学生的提问没有给出满意的答复，遭到学生起哄被气走。而钱穆上完课后，系主任额手称庆，因为学生听讲时竟然投入地忘了提问。
钱穆在课堂上
当时的大学课堂竞争可谓激烈甚至惨烈，北大更是一个给老师挤水分的地方，很多人胖子进来，干尸出去。在北大，学生可以自由地去听自己想听的课，旷课也没问题，而老师的课堂也不是固定的，听的人多你的课堂就从小课堂换成大课堂，反之则从大课堂换成小课堂，最后可能就没课堂了。因此很多成名已久的大家在北大都混不下去，更别提那些“南郭先生”了。钱穆的课堂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越来越丰满，而非越来越骨感。
钱穆燕大的学生李素回忆老师：“他在课堂上讲起书来，总是兴致勃勃的，声调柔和，态度闲适，左手执书本，右手握粉笔，一边讲，一边从讲台的这端踱到那端，周而复始。他讲到得意处突然止步，含笑而对众徒，眼光四射，仿佛有飞星闪烁，音符跳跃。那神情似乎显示他期待诸生加入他所了解的境界，分享他的悦乐。他并不太严肃，更不是孔家店里的偶像那么道貌岸然，而是和蔼可亲。他谈吐风趣，颇具幽默感，常有轻松的妙语、警语，使听众不禁失声大笑。所以宾师上课时总是气氛热烈，兴味盎然，没有人会打瞌睡。”
钱玄同对钱穆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钱穆在西南联大上课时，因为校内外的旁听生太多，连教室的过道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他只能从学生的课桌上踏桌而过，才能走到讲台。有一个张生一直在听钱穆的课，从北京一直跟到昆明，竟然连续听了六年，有的课重复听过很多遍，但是他告诉钱穆说，自己“每年都有新得，屡听而不厌”。
钱穆在北京教书时，还有另外一位名气很大的钱姓教授——钱玄同，他是新文化运动的猛将，以“疑古”出名，曾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钱穆与钱玄同同姓但不同道。一次钱穆在课堂上批评疑古学派，说：“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这是什么道理!”这是讽刺钱玄同“疑古玄同”的别号。
钱玄同的儿子钱三强是钱穆的学生之一，有人提醒钱穆：“钱玄同的儿子正在听你的课!”不久，钱穆和钱玄同在一个宴会上碰面，钱穆很是尴尬，钱玄同却对他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令人敬佩的是，钱穆一直把教书当成一种事业，而不是职业。
1927年，钱穆到苏州中学任教，那个时候政局不稳，政府欠薪是常有的事。一天班里有学生跑过来跟他说：“以前学校遇到欠薪的事情时，那些为同学尊崇的老师，肯定告假缺席，不来上课。那些照样上课的人，反而被同学们鄙视。
现在钱老师上课极受同学尊崇，而近日学校发生欠薪的事件，全校只有先生一人照样来上课，同学们都深感诧异，不知何故。”这位学生的意思是说钱穆会因此掉了自己的身价。钱穆听完后，感觉很惊讶，说：“学校欠发薪水，是暂时的事。而老师上课，是关系到学生前途的事情，岂可随便停止!你们安心上课，不要为这种事情分心。”学生听完之后，低着头，默然而退。
后来钱穆以中学老师的身份一跃而入著名学府燕大，为人艳羡。然而，一年后他就主动辞职，令人难以理解，更让推荐他的顾颉刚很是生气。
原来燕京大学乃美国人司徒雷登创办的教会大学，校规校风处处秉承着美国人的制度化，理性有余而人情味不足，让钱穆很难适应。其中发生的两件事更让钱穆深受刺激：
其一，燕京大学规定新生月考不及格者必须退学。钱穆一开始不知，在考试中“封杀”了几个学生。后来他知道规定后，心想学生不远千里来求学，怎能因此轻易让其退学!于是径直到办公室索取考卷要求改分。主事者一开始以学校没有前例拒绝，但架不住钱穆软磨硬缠，报告上级批准方才同意。这件事虽然体现了钱穆爱护学生的品行，但也第一次让他体会到职业的“残酷”。
其二，燕京的老师上课即来，下课即走，钱穆每到学校上课，国文系办公室常常空无一人。学校更多地把老师当成雇员，就连办公室要喝水都要自带水壶。这让钱穆很反感，因为他不愿意仅仅把教书当成一个职业。后来钱穆在北大上课时，各系都有休息室，系主任就在休息室办公，有一助教常驻这里。老师们上课前后就在室中休息，一进门，就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让你擦脸，又为你泡热茶一杯。上课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下课后，热毛巾热茶依旧。这种尊师重道的做法让钱穆有了家的感觉，觉得在这里自己才是一个中国的老师。
钱穆后来贵为大师级人物，还始终是尊师重道方面的楷模。
1941年，钱穆回乡省亲。此行他去常州拜访了自己在常州府中学堂时的历史老师吕思勉，并受其邀请回母校讲演。吕思勉当时在上海光华大学执教，钱穆的学生、史家严耕望曾将吕氏和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钱穆此时的声望已不在吕氏之下，但他在讲演中处处以学生自居，谆谆告诫在场的年轻校友们：
此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场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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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钱穆和梁漱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只有中学学历，却靠自学成为一代大师，再比如两人从小都体弱多病，却几乎都长命百岁。不过梁漱溟的长寿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清心寡欲，他一生茹素，按他自己的话，就是除了思考没有别的爱好。而钱穆的生活却是多姿多彩，他的生活和梁漱溟比起来就像彩色照片和黑白照片的区别。
钱穆最大的爱好除了读书，应该就是旅游了，他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钱穆几乎每到一地都要遍游当地和周遭的风景名胜，虽然远足劳形劳力，但他乐此不疲。在他八十之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大量篇幅都用在描写自己当年的游玩之乐以及对山水佳音的感悟上，那个时候他已经目盲，但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自然风光的无限眷恋。
令人佩服的是，即使在国难当头、流亡西南的岁月中，钱穆依然游兴不减，那些在苦难人眼中的穷山恶水到他眼里仍然迷人可爱。1943年，钱穆在遵义讲学期间，每天都要出去散步一个小时，他的学生回忆道：
先生很喜欢散步。每晨早餐后，由我陪从，沿着湘江西岸顺流南行;大约走一小时，再沿着去时的岸边小道回老城。这样的散步，除下雨外，没有一天间断过。先生总是提着一根棕竹手杖，边走边谈。先生说，他很爱山水，尤爱流水，因为流水活泼，水声悦耳，可以清思虑，除烦恼，怡情养性。
钱穆在游玩途中曾多次遇险，但他从不挂怀。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劫匪，相机和眼镜都被劫去，差点成了睁眼瞎。还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阵豪雨，被浇得狼狈不堪，但他却说“在屡游中，获此稀有之遇，亦甚感兴奋”，俨然已经有了一种东坡“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
钱穆还把旅游与教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经常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出游，途中钱穆的“指点江山”成了学生们难忘的授课。在带北大历史系学生游曲阜孔林的时候，面对孔林金元以后碑碣尤多的情形，钱穆对学生解释：“当时中国人受异族统治，乃不得不更尊孔，使外族人知晓中国有如此人物，不敢轻视中国。你们老是说孔子是皇帝专制所尊，难道当时中国人尊孔也是担心外族人不易专制吗?”学生默然，钱穆乘机教育学生：“游历如同读一部活历史，司马迁早年就遍游名山大川，你们回去再读《史记》，感觉就不一样了。”
钱锺书的夫人杨绛在北京上大学时，曾和钱穆结伴出游，火车在经过蚌埠一段“绵延起伏的大土墩子”时，杨绛面对这一荒凉而又乏味的路段发出感慨：“这段路最乏味了。”钱穆在一旁听后，对她说：“此古战场也。”又给她介绍哪里可以安营，哪里可以冲杀等。杨绛听他这么一讲，感觉眼前的景物顿时鲜活起来，“油然起了吊古之情”。
钱穆晚年目盲，虽然比起陈寅恪的中年目盲已经算幸运了，但是仍然给他的写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但他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夫人的帮助下，这个九旬老头完成了人生中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临终前三个月，由钱穆口授，其夫人整理，完成了其最后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钱穆再一次向儒家“天人合一”的最高命题致敬，并以此来为自己的一生贴上终极标签。他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现在钱穆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中有一“合一亭”，亭的外墙刻有钱穆的《天人合一论》，成为香港著名的风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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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爱好
钱穆喜好音乐，他在常州府中学堂曾随老师童伯章学过昆曲，擅长箫笛，他曾自述：“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呜呜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钱穆的大哥则擅长笙与琵琶，早年两人在乡村小学任教时，兄弟俩常一起合奏《梅花三弄》，颇有点“笑傲江湖”的味道。这个爱好一直延续到他晚年牙齿掉光后。除昆曲外，钱穆也爱好各种地方戏，热衷于研究京剧和评剧，甚至有过写戏剧史的打算。
钱穆好美食。有一次钱穆跟友人到包头游玩，人人到这里都要去市区品尝有名的黄河鲤鱼。友人向钱穆建议，干脆咱直接去渔埠吃，这样更新鲜，更有味道。钱穆听完拍手，称其果然是行家!于是两人一起去了渔埠，没想到那里除了沙滩与渔船之外什么也没有，只好折回。到了火车上听到那些去市区吃鲤鱼回来的人都在夸鱼味之佳，两人心有不甘，竟然冒着赶不上火车的危险又跑回市区吃了一次黄河鲤鱼，差点因此误了火车，闹出笑话。
钱穆还精通太极拳，在这上面下了几十年的工夫，堪称行家。据说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的初期，一天他正在教室上课，突然间来了两个捣蛋的混混儿。钱穆一怒之下展示了自己的中国功夫，袖子一挽，摆出了一招揽雀尾的姿势。两个混混儿认定眼前这个小个子老头一定身怀绝技，吓得赶紧拔腿开溜。
钱穆的这些嗜好中，最神秘、最令人感兴趣的莫过于静坐(息功)。
在回忆录中，钱穆详细地记载了一次自己练习静坐的过程：余时正习静坐，已两三年矣。忆某一年之冬，七房桥二房一叔父辞世，声一先兄与余自梅村返家送殓。尸体停堂上，诸僧围坐诵经，至深夜，送殓者皆环侍，余独一人去寝室卧床上静坐。忽闻堂上一火铳声，一时受惊，乃若全身失其所在，即外界天地亦尽归消失，唯觉有一气直上直下，不待呼吸，亦不知有鼻端与下腹丹田，一时茫然爽然，不知过几何时，乃渐复知觉。又知堂外铳声即当入殓，始披衣起，出至堂上。余之知有静坐佳境，实始此夕。念此后学坐，倘时得此境，岂不大佳……
钱穆的描述看起来很像武侠小说中的高手在修炼内功，他的功力达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无从知晓，但是一定颇具境界，有事实为证：
有一天，钱穆正站在桥上等候渡船，呼唤渡船靠岸。上船之后，他坐在一个老者的旁边，老者充满惊奇地盯着钱穆看了看，然后对他说：“你一定是静坐的行家。”钱穆问：“何出此言?”老者答：“我是看你在桥上呼唤时，双目炯然有神，所以才知道的。”
后来，钱穆的高徒余英时回忆老师给他的第一印象也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不知道是不是修炼静坐的缘故，钱穆比常人更拥有一颗宁静的心灵，能够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寂寞，这正是做学问者最渴求的品质。
1938年秋，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钱穆为了写作他的《国史大纲》，来到了距离昆明七十公里的宜良岩泉寺里，在这里他整整隐居了一年多，完成了这部五十三万余言的巨著。写作的同时，他还在西南联大兼课，每周四下山，乘坐小火车赶往昆明，周日返回，但他不以为苦。
这种经年累月的苦行僧生活没有几个人可以忍受，就连陈寅恪来到这里看望钱穆后，都感叹说：“使我一个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但钱穆后来在回忆这段山居日子时却说：“回思当年生活真如在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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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钱穆说：“唯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唯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先须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余英时认为钱穆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宗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历史的人总是好旧的，所以女人嫁给历史学家肯定是不会错的。钱穆在北京教书时，中式的长袍已经成了一种落伍的标志。但是钱穆看到好友陈寅恪穿长袍，他也改穿长袍，并把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时，钱穆以这样最直接的方式宣布自己将坚决捍卫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与毅力的。
钱穆在燕京大学的时候，作为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燕大的水电费催缴单都是用英文写的，对此，大家也觉得很正常。但是钱穆不干了，他每个月接到水电缴费单后都把它扔到一边。后来学校派人来质问这个“老赖”，钱穆告诉来人：“我是学校聘的一个国文教师，不必要认识英文。为什么你们在中国办学校要用英文发通知?”
钱穆在中学执教时有一段时间兼过英文课，他的英文水平看懂水电单绰绰有余，他的理由无非是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校就得用中文，这种行为是一种保护民族文化的本能。为此，他不惜当刺儿头。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次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与教师的宴会上，钱穆大胆直言，批评燕大各楼的起名问题，说入校门即见M楼、S楼，不伦不类，既然在中国，就应该起个中国名字才是。司徒雷登最终接受了钱穆的建议，事后，他按照各楼美国捐赠者名字的汉译，将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办公楼命名为贝公楼。有人跟钱穆开玩笑说：“正是因为你的提议，学校以你的名字来命名一座楼，与胡适各分各占一楼，你真是荣幸啊!”新中国成立后，燕大并入北大，北大搬到了燕大的校园，现在北大校园的未名湖，就是当年钱穆起的名字。
在钱穆的心目中，一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髓首推其历史，他认为一个国民只有充分了解本国的国史，才能建立起对国家民族的“信仰”。
钱穆欣赏顾炎武的观点，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有着本质的区别，“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则意味着一国精神文化的消亡，这才是最可怕的。
1950年秋，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其间历经坎坷与打击，艰辛难为外人道也。彼时已经功成名就的钱穆完全可以不用去自讨苦吃，但他看到许多流亡到香港的青年人彷徨无着，失去精神支柱，觉得自己应该尽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经世救国的责任，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之机，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1986年6月9日，九十一岁高龄的钱穆在台湾自己的寓所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从此告别杏坛，他给自己的学生留下了最后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钱穆与夫人胡美琦
毫无疑问，钱穆心中的“中国”正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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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为故国招魂
钱穆与蒋介石的关系恐怕是他人生中被人非议最多的，李敖就看不惯钱穆向蒋介石靠拢，讽刺说：“历史上，真正的‘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阶级的怀里的!”
其实，何须苛责钱穆，只要我们完整地看一看蒋介石与钱穆之间的交往，便会觉得钱穆亲近蒋介石顺理成章。
抗战时，钱穆曾受蒋介石委托编写《清儒学案》，并在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两人数度会面，多有交情。但钱穆对于蒋介石并非盲目崇拜，1949年国民党败退之际，钱穆是主张蒋介石下野的人士之一。不过蒋介石却从未因此忌恨钱穆，为了表达对钱穆的敬重，在面见钱穆时，蒋介石甚至特地穿上了长袍。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之初，经费十分困难，几乎难以维持。这时蒋介石雪中送炭，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三千元，救新亚于水火之中，前后长达四年，直到1954年新亚得到美国基金会的赞助为止。事实上，当时台湾的很多学校情况并不比新亚好。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由港赴台。蒋介石为了表达对钱穆的敬重，特别在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为其筑别墅一幢，名为“素书楼”，还让“故宫博物院”特聘他为研究员，使他过上了安逸的生活，可以潜心治学。
要知道，这个时候正是大陆“文革”轰轰烈烈的时候，钱穆在大陆的那些同人个个被批斗得难以翻身，要么苟活，要么自杀。而钱穆却在台湾受到如此礼遇，两相对比，怎能不让钱穆感激涕零?正所谓“彼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在钱穆身上，这种传统士人的思想可谓根深蒂固。
蒋介石恭迎钱穆来台有其政治意义，他的目的是要搞一个“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来对抗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最终实现其反攻大陆的愿望。所以，蒋介石的举动不免有作秀嫌疑。但是，一个最高领导人如果愿意作秀的话，至少说明他身上民主的精神未泯。一直对历史怀着温情的看法，而认为封建君主并不专制的钱穆，在此一点上自然和蒋介石心有灵犀。
不管怎么样，老蒋对文化的尊重还是有目共睹的，换成另外一个人，在溃败之际未必会把“抢救学人”当成如此重要的大事来抓。也就是因为这样，李敖还能活着骂蒋介石，光这一点，他应该知足了。而对于钱穆来说，他和蒋介石仅在同样对王阳明和曾国藩的服膺上就足以擦出火花来。
1975年，钱穆得知蒋介石去世的消息时，自称“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唯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他的感受并不是特例，在林语堂等很多人身上都有过。
1990年8月30日，九十五岁的钱穆在台湾无疾而终。钱穆生前曾立下誓言，如果活着时不能回去，死后也要归葬故里。1992年，钱穆的夫人胡美琦遵照其遗愿，将钱穆的骨灰带到江苏无锡老家，撒入了美丽的太湖。钱穆，终于以这种方式回家了。
钱穆去世后，他的高徒余英时在挽联中用一句话概括了老师的人生：“一生为故国招魂。”
钱穆(1895—1990)，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生于江苏无锡。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父钱承沛为秀才，因体弱多病，绝意仕途，在老家设馆授徒。
钱穆少时就读常州府中学堂，后到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就读，无奈因世道乱相辍学。随即执教于无锡秦家渠三兼小学，从此开始教书生涯，先后执教于无锡鸿模学校、泰伯市初小、厦门集美学校、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苏州中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五华学院、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文学院、香港新亚书院等。
其研究领域涉及历史学、经学、理学、考据学、文化学、政治学、佛学等。主要著述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子新学案》等。黄仁宇评其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启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
